中国古代几乎每年有“大疫”,疫病推迟长江流域开发进程

《瘟疫与人》《鼠疫与近代中国: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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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制时代的最后一次瘟疫,是1910~1911年间,在东北的满洲里、哈尔滨、山东等地爆发的鼠疫,这也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鼠疫,导致6万多人死亡。

31亿欧元将被用于应当目前欧盟各国面对的新冠危机。3亿五千欧元被用于希腊难民危机,帮助希腊加强边境巡查,新建收容中心。

麦克尼尔认为,中国人开发黄河流域差不多一千年后,长江流域才出现类似的进展,原因就在于,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风险严重阻碍了人们向南方拓展的步伐,“那便是病毒和细菌”。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滋生出更多病毒和细菌,而寒冷的北方则有利于杀死那些不耐寒的微生物。因此中国古代先民向南方拓展时,无法抵御南方的病毒和细菌,“死于疫病的人数要远高于死于军事行动的人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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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志斌所编的《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》,中国历史上几乎历年都有“大疫”,有的是天灾,有的是人祸。

高晞说,因为古代史料记载的缺失,从可考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确认,明清时期的疫病最为严重。

但是直到新冠肺炎爆发,很多人才发现,我们对疾疫及其历史变迁的了解依然很少。

被称为“黑死病”的鼠疫,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,但其实鼠疫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大规模的暴发,死亡人数动辄数百万。

其实,中国自古就是疫病多发的国家,汉字“疫”最早始见于甲骨文,《说文解字》里谈得很明确,“疫,民皆疾也”。但长久以来,学者在历史研究中都很少纳入疫病这个维度,尽管历次农民起义诱因中,大多有瘟疫肆虐、民不聊生这一条。

疫病影响长江流域开发

清代咸丰同治年间,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江南地区,也暴发了一场规模罕见的瘟疫,这是清代江南地区疫死率最高的瘟疫。当时战事频繁,太平军、湘军、流民、难民等大规模人口流动,导致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,最终引发多种瘟疫,死亡人数高达320万~600万。

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经典著作《瘟疫与人》,是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的开山之作,他在书中谈到疫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。

《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: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》《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》

“非典”后历史、社会、人类学家都将目光聚集到疫病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上,一时成果斐然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认为,“新冠”肺炎暴发也会再次促使医学史研究跨上新台阶。

晚明自万历年间开始,华北地区暴发鼠疫,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至北京,《明史》记载当时京城“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殓者”。据研究者推测,光是万历至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规模暴发的鼠疫,死亡人口就超过1000万。

1976年麦克尼尔完成经典著作《瘟疫与人》后有个遗憾,就是由于当时东方世界在疾病社会史研究上不够深入,可以使用的资料有限,使他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“多有误会”。

张志斌是国内最早从事古代疫病研究的学者。1984年读硕士时,她就开始将研究方向聚焦到古代疫病史。在没有网络和检索系统的时代,她靠翻阅一本本原始古籍,爬梳出一千多条古代疫病流行资料,写成《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》。

“非典”后,全球疫情史研究方面的名著,陆续有被译成中文的,除了一版再版的《瘟疫与人》,反响较大的还有日本学者饭岛涉的《鼠疫与近代中国: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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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疫病最为严重

这份年表将散落在历史角落里的古代疫病记载重新完整展现出来。“就医学史来说,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。”余新忠如此评价。但张志斌在《年表》自序中却坦承,当时她完全处于“学术孤独状态”。

“非典”后疫病研究火了

东汉末年,长江以北地区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瘟疫,导致人口大量死亡。当时诗人王粲在逃亡中见到,“出门无所见,白骨蔽平原。路有饥妇人,抱子弃草间”。

瘟疫流行,还会动摇王朝统治秩序。比如明朝末年的鼠疫,让社会经济停滞,农民被迫加入“流寇”。而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、四处流动,又加速了鼠疫的传播和扩散。“明王朝是在灾荒、民变、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”,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一篇论文中说。

瘟疫非典新冠医疗研究

而余新忠自己的《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》,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。这本书从瘟疫治疗出发,进而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、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。2003年1月出版时,恰逢“非典”暴发,原本极为小众的学术专著,竟然一下子成为年度畅销书。

未来十年内,美国超过1/3的执业医师年龄在65岁或以上。因此,这一群体在退休方面的决定,也直接关系着美国医师的供给。

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,将斥资千万美元进一步遏制个别重灾社区新冠疫情蔓延。

2003年“非典”发生后,火起来的不仅是钟南山院士,还有此前绝对冷僻的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。

俄罗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9号发布消息称,过去一天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增加1459例,累计感染人数达到10131人。

彭晓玲

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新忠是大受好评的《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: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》作者,同时也是《瘟疫与人》译者。他认为,循着麦克尼尔的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,会有很多新思考。比如魏晋和宋金元,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,而这时恰好又是疫病高发期,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,“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?若有联系,究竟是分裂促发了瘟疫,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?”